黎笙

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读书在武昌，工作先后在汉阳和汉口，武汉三镇都留下我的足迹。要说故乡天津我从未在那里长久滞留过，充其量算“纸上的故乡”——在自小开始填写的无数表格里它都显现在“籍贯”栏中。应该说武汉已是我真正的故乡。

我近20年来远离武汉，终年奔波在旅途上。时或回到楚地江城，是因为有个家还在武汉。十年前举家迁居广西南宁，却还有年迈的父母居留在此，就这样，武汉始终是我梦牵魂绕之地。近年每次从异地归来，总有一份新的陌生迎我——这座城市的变化之快，让我在寻访旧踪时伴有些许失落以及更多的感动和期盼。可以说，在失落中酵发着感动，在感动中萌发着新的期盼。这些理不清的心绪交织缠绕，直至那个城市口号出现：“武汉，每天不一样。”好像一个手指捅破了窗户纸，一束光穿射进来。

我在2014年清明节接受武汉城市形象片《大城崛起》的撰稿任务。机会得自偶然，写作却出乎意料地顺利。片成播出后有新闻报道称，“1500字浓缩武汉3500年”，实在说并不是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能耐，而是这座曾被外界讥为“特大县城”而又快速嬗变为现代化大都市的武汉感动了我。作为对其变化的观察者，我兼具了双重眼光，既在其内又在其外，既感受着她分娩的阵痛，而每从外地归来又可以凝视她的新容。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武昌读书时，“三层楼”是个对我有几分吸引力的地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彼时的憧憬由那地名激发我有限的想象。谁知短短几十年后武汉已是高楼林立、霓虹探云的现代都市了呢。三层楼毗邻之地将矗世界第三高的606超高建筑。这座武汉的新地标也引发不少质疑，于是我创作《史密斯与武汉高度》以释疑解惑。原本同为质疑者的我阅读了大量国外资料、书籍，方知超高层建筑并非只是城市的“面子工程”，其对低碳节能、绿色环保及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等方面均卓有贡献。从一个统计数据可窥它的诸多优势已取得全球共识，正如我书中所写：“从2001年始的十年中，全世界新建了360多座超高层建筑，比以往全球累计的总和还多。这种令人惊奇的现象打破了某种几乎形成主流认识的预言：即美国‘9·11’事件后超高层建筑将会明显减少，甚至由此而走向它的衰落。事实与这种悲观论调正好相反，向高空进军的建筑物在全球范围蓬勃地生长起来。”

（本文节选自《大城崛起》序言，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