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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送快递”揭开三重社会隐痛

谭超是烟台大学一家快递网点的老板,同时还是延边大学历史系博二研究生。从事快递工作初期,部分大学同学表示了不理解。有人说:真是世风日下,高学历去送快递,有什么前途?一些同学自此疏远我,直至不再联系。(11月7日 人民网)

这些年,一些高学历人才从事普通行业的新闻备受公众关注,有人赞扬他们接地气,自食其力;也有人唏嘘他们的选择。公众有唏嘘的权利,但更应该有所思索,挖掘社会隐藏的深层问题。就“博士送快递”事件而言,其背后就有三重社会隐痛。揭开之后,再去唏嘘,或许更有份量,有价值。

第一重,身份固化之痛。该博士从事快递行业后,他的很多同学认为高学历送快递没前途,甚至疏远他。显然,这些同学对博士身份看得过高,而对送快递这一职业存在偏见。其实,这些同学的思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一群人,从逻辑思维上就认定了学历和职业这两者本身的不平等性,说到底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观念,潜意识里也把职业分为三六九等,并将这两者进行所谓“合理”的固定对应。

这种有明显高低之分的固定对应,其实充满了狭隘主义的意味。高学历就该从事所谓的“高等”职业,低学历只能凑合在普通职业里,按照这种推论,人们还没去选择,尝试,就被一些已有的标签一棒子打死,而真正重要的能力和兴趣却没有展现余地。这实质上是一种思维上“身份固化”的体现,而这思维则是“身份固化”现实的映射。在身份固化之痛下,平等的职业观会受到嘲笑,人对学历、职业等方面的主观选择也会被干扰,时间一长,这背后的焦虑不言而喻。

第二重,高学历者生存之痛。“博士快递哥”没有想过学历与职业的对等问题,倒不是说他不在乎,而是因为他面临着更焦虑的问题,就是先满足自己的正常生活需求,而这关系生存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其作为一个博士,也要交学费,更要顾全自己的生活,这要求看似简单,可到了现实却分外艰难。

一个博士生,作为一名高学历者,最焦虑的是基本的生活问题。其想做一个正常的博士生,满足正常生活,竟要靠送快递来弥补,这折射出了目前博士生等高学历者的生存之痛。我国的博士生大多没有工资,仅靠微薄的津贴维持生活,经济压力成为他们面临的大问题。经济压力不可避免的导致博士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谋求生存上,从而影响个人长远发展规划。一个国家的高学历人才最担忧的是生存,这不单单是打脸,更是隐患。

第三重,贫困学子阶层流动之痛。“博士快递哥”作为一个贫困学子,相比那些在经济上有可依附地方的富贵学子,读博的境况会更加窘迫。而这窘迫的现状则是贫困学子阶层流动之痛的表征。贫困学子的阶层上升通道本就狭窄,而读书又是狭窄通道中较有希望的一种,可偏偏现实是,读书通道上也难逃贫困学子的“身份标签”,进而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而对“身份标签”的过度在意,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对各群体之间的实际平衡没有把握好,相关的倾斜没有到位,这都加剧了贫困学子阶层流动之痛。试想,如果社会能弥补“博士快递哥”身份的“先天缺陷”,使其拥有可以依托的社会资源,那即使是送快递,也能实现阶层的上升流动,“人尽其材”的愿景也就不是空谈。

“博士送快递”事件给公众揭开的这三重社会隐痛,个个刺肉,触动社会神经。身份固化、高学历者的生存状况堪忧和贫困学子阶层流动堪忧,由“博士送快递”这一个体案例引申出来的这些隐痛,也是社会群体焦虑的细节表现。唯有正视,敢于触碰,才不负曾留下的痛觉。(王彬)

责编:申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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