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满12周岁的女儿小晨（化名）使用自己的手机登录直播平台，并用支付宝10万元打赏男主播……张先生以女儿为原告，将直播平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返还打赏钱款。3月6日，该案在石景山法院开庭审理。直播平台表示，无法判断打赏的是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并申请追加主播为共同被告，“打赏的钱根据一定比例分给平台、公会、主播，即便退款也是三方退。”（2018年3月7日新京报）

近年来，关于未成年人“巨额打赏”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些新闻背后通常都会有一个让听者啼笑皆非、让家长欲哭无泪的故事。而“打赏”的背后，往往会导致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一边是吸引人的付费内容和便捷的支付手段，一边是自控力和认知能力欠缺的未成年人，对于此类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事件究竟该如何处理？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如何规范？

从此案件来看，平台、公会及主播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需要注意的是，小晨的父母作为其监护人，未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和银行卡的密码，致使小晨能够独立完成支付行为，属于监护不力，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因此平台、公会、主播无需返还全部消费钱款，而是应根据双方过错程度进行返还。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在“互联网+”的浪潮中，网络直播成为热门，观看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所得的礼物可以直接变现，“打赏”俨然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模式。而许多未成年人玩起了直播软件，并且成为“打赏”大军中的成员。

然而，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自控能力，对网络消费缺乏概念，也没有必要的价值指引，因此未成年人的非理性消费已经成为游戏、直播等互联网行业的通病，这一现象在直播行业尤为突出。而针对未成年人“打赏”乱象，网络直播平台出奇一致地选择集体三缄其口。原因不难猜测，但是如果网络直播平台很短视地只在意当前的经济效益，而置平台的社会责任于不顾，不仅可能会使平台陷入纠纷诉讼中，更会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对平台的商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对于未成年人的“打赏”可以事后补救，但“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要规制乃至预防这种病态的消费现象，绝不仅仅只是某一方主体的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的普遍参与。

想要规制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中“巨额打赏”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互联网直播发布者必须自律。发布者（即主播）必须对直播的内容进行自查，明晰直播的界限。这种界限是法定的界限，也是道德的界限，既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也包括公序良俗等，避免在直播时做出对未成年人进行消费诱导的行为。

作为互联网直播内容的分发者，网络直播对平台运营中所产生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网络直播平台对主播建立规范审查机制，提高主播的准入门槛，做好提前预防和正面引导。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主播，纳入失信主播“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其次，平台应对未成年人消费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筛选出符合未成年人特质的用户，并对这类用户的消费行为进行规范，防止未成年人冲动消费所引发的问题。

未成年人年龄小，缺乏社会经验，网络安全意识较薄弱，可能还分不清给主播“打赏”与家长的银行卡数额之间有无关系。因此作为监护人的家长更要注意加强对钱财的管理，完善自己的支付系统，像支付宝、银行卡、微信等与金钱相关的支付密码最好不要告诉孩子；自己在输入密码的时候也应注意交易安全，不要让孩子看到。沉浸于网络直播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无裨益，家长应当注重引导和培养孩子更为积极正面的兴趣爱好。

在互联网经济野蛮生长的时期，各种经济和法律问题丛生，未成年人非理性的网络消费乱象只是冰山一角。为了让“打赏经济”等互联网产物的良性发展，更是为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纳入法律监管的轨道中就显得尤为必要，网络直播平台、主播和家长们都应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侯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