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伯父可以说是与我父亲另一最相知之友。自1931年同在北大任教后，一直到1948年夏，他们在苏州见面，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而纵论天下国家。此后一别，竟未能再见。

1919年6月19日，我父亲从汉姆林大学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这是因为吴宓伯父已先期至该校，故我父亲随之亦去。在哈佛师从于白璧德，曾选修了白氏的《比较文学》，我想这也是受到吴宓伯父的影响所致。时陈寅恪伯父在哈佛，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议论吴宓伯父“婚事问题”，又曾与吴宓、陈寅恪两伯父于是年7月14日一起去拜访白璧德先生，而且他们三人常常一起吃饭。

1919年底，我父亲似在思想和学风上有一转变，或由较关注中国社会政治之问题，而趋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这或者受当时哈佛学风之影响故也。吴宓伯父的《日记》12月29日有一段记载：

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则皆各有所专注。宓尚未定决。

是年夏假，我父亲和陈寅恪伯父曾去纽约，回来后与吴宓伯父常聚而谈读书及学问，吴宓伯父《日记》中说：“此中乐，不足为外人道也。”“宓固未及学哲学，因请俞君大维为宓讲授哲学史大纲，每日一小时，自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凡十日毕。次则请汤锡予授宓佛学及印度哲学之大要。”

看来吴宓伯父此时已专心“读书学问”了。正由于陈、汤、吴均远离“功名权利之争”，且日夜奋力攻读，故为某些留学生“背后谈论，讥评辱骂”，“至谓陈寅恪、汤用彤两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可见陈、汤、吴三人用功之勤，而又为某些留学生妒嫉也。但正因为他们三人志在“读书学问”，为当时在哈佛留学生中皎皎者，故有“哈佛三杰”之称。

1921年6月，吴宓伯父离哈佛回国，受聘于东南大学，并于次年（1922年）1月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以“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次年2月，由吴宓、梅光迪推荐，我父亲接受了东南大学之聘约，为哲学系教授，并参加了《学衡》杂志，成为“学衡成员”。

我父亲在《学衡》上先后发表了译著共七篇，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为评论当时之学风外，其余六篇译著均为专门学问之研究。从吴宓伯父的《日记》所记载，我父亲回国后大概已抱定以“为学术而学术”之宗旨，而大不似在清华读书时热血青年之状况了。

我们三代人

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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