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开中学

后来我知道，这期间我们家正是困难时期，本来父亲的薪水就不够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肾炎，治病要花不少钱，而我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渐渐都卖光了。

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比起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能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的大妹汤一平患肾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她那时只有十四岁。起初，我父母都没告诉我，是后来从我堂姐那知道的。我有两个妹妹，小妹早在北平时就因患痢疾去世了。大妹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岁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写的《生死》记述了大妹的死。

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纯儒”。

又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父亲正好五十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

而我在五十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十五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大概到我六十岁（1987年）时也才如孔子四十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重庆南开中学无疑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我能进入当然是得力于我的堂姐在那教书，当然也和我父亲于1927至1928年在南开大学教过书有关。我在联大附中只读到初二，没有读初三，而到南开直接进入高一，功课的压力自然很大。开始我还可以勉强跟上，可越来越感到困难，因而对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

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

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重庆南开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我所在的46、47两级，现在是两院院士的就有十余人，有些在国外也都有成就。

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