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杂思·
现代时间是线性的、技术的、人工的、测量的。这样的时间情景，与进步主义的社会大逻辑整合，使人对工业、机械、速度予以礼赞，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给予赞美
文/刘洪波
今天，我们都知道时间是社会的一种体制和观念。当我们这样说时，指的是对时间的认识，与相应社会高度相关，例如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德国人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一个非洲人与一个欧美人的时间观念更不相同。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马上就会产生比较的意识，什么样的时间观念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我们有时候认为精确的时间观念，好过粗放的时间观念，有时候又觉得精确的时间过于刻板，从而扼制了人性的自由，有时候则认为粗放的时间行为代表着一种坏习惯，而精确的时间行为代表着先进。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有其时间观念的固定看法，觉得自己的时间生活最为合理，有时又因比较其他的时间生活而产生自我反思，一山望着它山高。
上面这些认识或者看法，包含着多种标准的判断。例如先进与落后、好与坏、善与恶，如果说先进落后建基于发展性的维度，好坏建基于效果，善恶则更进一步，建基于道德。于是时间观念的后面，隐含了价值判断。时间问题变成了伦理问题。
先进与落后，显然是现代形成的一套认识。这一套认识，本身是包含时间性的，先进是近时的、趋向于未来的，而落后趋向于过去，属于过时的东西。这套认识中有进化论的影子，是进步论的表现，它认为时间向前走，事情也在朝“进步”的方向走，近时的胜过古旧的，未来则胜于现在。
好与坏，与先进和落后有一定联系，但也有所不同。先进的则是好的，落后的则是不好的，一般地说，在现代语境下没有问题。但现代语境下，也可能认为先进但并不好，落后但并不坏，例如现代主义文化中，对技术的反思就包括技术先进产生了坏的结果，再造恐龙会引起灾难，克隆人会灭绝未来，而传统或者说落后的东西则更令人安心。
对时间观念进行善与恶的判断，将时间观念价值化，是最为绝对的认识。极而言之的说法，“浪费时间等于慢性自杀”，将时间问题转化为生死选择的问题，而自杀是一种恶行，至少在基督教世界的观念里是这样，这样，时间不被合乎社会标准地使用，就被赋予了恶的性质。
更加引人注目的说法，是“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这个说法，当然是在现代语境下才会产生，古代社会不是这样看待时间的，每个人都自然随兴地使用时间，除了农忙时节需要特别珍惜，其他时间是无所谓宝贵不宝贵的。而现代语境下，资本和商品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间对资本和商品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所有人的时间本身也成了商品和资本，因此时间就成了财产，“浪费时间”这种认识才普遍起来，而且浪费别人的时间，相当于把别人生命的一部分夺走，这就是绝对的恶。这样的认识，使人与人的关系必须纳入到“算账”的框架内。当我要见一个人，必须考虑到是否“浪费”了他的时间，为了确认这个见面不属于时间的浪费，需要双方约定见面的时点和见面持续多久。这样，我们就避免了相互的“谋财害命”，但同时也就在双方关系的后面植入了一个符合“现代文明”的木马，人际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人与人关系，而是建立在财富计算之下的一种“双方划算”的行为，单纯的情感不存在了，而是夹杂了生意经。
现代时间是线性的、技术的、人工的、测量的。这样的时间情景，与进步主义的社会大逻辑整合，使人对工业、机械、速度予以礼赞，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给予赞美。从社会功用上说，正是这些，使人类的生存发生了改变，地球得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人类的寿命和生活的质量都得到了提高。但现代性反思也是经常的，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对“羊吃人”的控诉，到二十世纪两次大战后反思物质对人的挤压，现代性批判也一直没有过中止。对现代时间观的批判，也是多种多样。例如，认为线性时间如同铁路，变成了一种规定性的人生轨道，结合“更多更快”的攫获欲，就如同军队的运动，将人类导向战争和屠杀。例如，现代时间俘获了人生，而非人生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时间”消失了。例如现代时间仅仅是加快了生命节奏，而失去了生命的自我陶醉与怡然。例如，现代时间使世界整齐划一，而多种文化和生活样式消失，这就如同物种灭绝、生态单一。
不能不说，这些批判性视角都是不无道理，而且大多是极为深刻的。其中所包含的时间善恶判断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同所有的现代性批判一样，它只能是一种反思性认识，而难以成为建构性认识，也就是说，它只能用于“自省”，而不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一个英国人去反思掠夺殖民地的残酷，有着很高的道德情怀，但一个被掠夺者如果仅仅谴责掠夺者，而不能具备反抗的能力，则不能避免悲剧。现代时间的成长，道理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在的荒谬，但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社会真的要背之而行，那就将导致发展的停滞，从而失去各种机会，甚至被淘汰出局。现代时间生活可能是恶的，但如果不依之而行，那么“反抗现代性”的结果，便是被现代所清除。这就是说，“反抗现代性”本身需要资格，它是现代社会的富贵病，对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不好跟着富贵病患者去做。
现代时间的善恶问题，如果有，那是一个现代化情景下的问题。
刘洪波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