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

从《老生》与《山海经》的文本互文性关系，我们已然不难窥见《老生》在艺术构思上的整体象征性。然而，除了象征性外，《老生》还有另一个主观叙事特征，这就是抒情性。只有象征性与抒情性的合一，才能更好地显示出贾平凹对中国古典文人长篇小说主观叙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主观抒情性是一个老话题了，从《浮躁》到《废都》，再到新世纪以来的《秦腔》和《带灯》，这一系列的长篇小说中主观抒情性可谓一以贯之，时显时隐，有的是直接受到了中国古典诗词抒情传统的影响，有的是间接受到了中国古典文人戏曲传统的熏染，但不变的是贾平凹内心那种沉郁苍凉而又绵长悠远的诗歌情绪。显然，《老生》的抒情性主要是通过线索人物老生唱阴歌直接体现出来的。书中多处直接援引了老生演唱的大段大段的阴歌唱词，这些民间唱词是抒情性极其浓郁的民歌文本，带着重叠复沓的民歌咏叹调子，其中隐含着老生对现代乡土中国历史命运的绝望与忧伤。然而，作者在小说中不仅通过老生的阴歌直接抒情，而且还通过大量援引《山海经》间接抒情，如同《离骚》给《带灯》直接灌注了浓烈的抒情血液一样，《山海经》给《老生》暗中浇注的则是低沉冷静的情绪流沙。

《山海经》不仅仅是地理志，它也是神话，还是诗（史诗）。《山海经》的诗性不仅体现在文本中洋溢着的诗情上，而且还体现在文本的诗性书写中，比如行文的铺排和隐喻风格与汉赋（尤其是大赋）颇为相类，与秦汉及其以前的中国上古抒情辞赋传统一脉相承。《山海经》是诗书，也是巫书，其作者是诗人也是巫师。而在《老生》中，作者有意设置的线索人物老生也是诗人与巫师二位一体，这应该不是偶然，它显然来自于《山海经》的启示。老生作为唱师行走于阴阳两界，他既是民间行吟诗人，又是宗教灵魂使者，他的阴歌其实就是挽歌，是献给历史和人生的挽歌，能够抚慰动荡历史中不安的灵魂。不仅如此，作为唱师的老生还与小说中的教师二位一体。

小说中对于每一篇神话文本的解读，都是由教师给学生在窑洞里做提纲挈领式的讲解，而作为唱师的老生此时正处于生命弥留之际，他虽然也是教师的听众，但毋宁说他与教师二位一体，他们一个是神话文本的讲解者，一个是现实文本的回忆者，一个是巫师，一个是史官，二者貌离而神合。由此可见，《老生》追求的其实是《山海经》那种巫、史、诗三合一的艺术境界。不过，贾平凹向来被誉为文坛鬼才，他从《山海经》中寻找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艺术转化，这实在是名副其实、顺理成章的事情。

(原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