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家，车行到后湖兴业路江岸公安分局，我看到路中间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指挥交通，这不是我上军校时的队长吗？他不是在派出所工作吗？怎么当上交警了？我把车开到队长旁边，激动喊他。“我调分局了，下班看到马路上堵，我就过来疏通一下”，队长解释。他忙着解决拥堵，来不及跟我多说话，把我“赶走了”。 我笑了，他还是那个“爱较真”的老队长。

    老队长叫张琨，是个东北汉子。高中毕业后，怀揣着一颗七尺男儿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考上空军雷达学院，是学院从地方直接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过了长江，张琨就在武汉扎下了根，并迅速成长。他入军校三个月，就成为全校第一个被嘉奖的新学员。这个嘉奖份量很重，那个年代，新学员嘉奖要政治部考核才能批。随后，他在新学员中第一个入了党。

    我进入这所军校时，张琨恰巧是我的队长。对他，我和我的同学就一个字——“服”！

    在军校里，能让一群年轻气盛的大小伙子心服口服的只有一种人，就是“会带兵”的人。他懂业务，面对新学员提出的雷达专业和军事问题总能给予准确答复；他眼“毒”，谁头发长了半公分影响了军容，谁上课打瞌睡不认真听讲，谁心里有事情绪不佳，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公正，对学员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犯了错一律严格按制度处理，任谁来说情也没用。更重要的是他爱这帮子学员。 “学员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常说，上军校的小伙子们都不容易，能吃苦也吃了不少苦。

    为了带好一名叛逆的安徽新学员，队长跟他交心长谈，还亲自前往他大山深处的家里了解情况，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尽心帮扶。这份情，换来了回报。这位新学员努力奋进，一年入团、两年入党，毕业后迅速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

    1998年，我们这批军校生毕业了，而这一年，在部队奉献了16年的队长，也积极响应军队裁军政策申请转业。离开部队时，队长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主动把部队的公房退出来，搬到岳父家一起挤着住。他说部队房子紧张，留给搞科研的同志。队长转业到江岸区谌家矶派出所当了一名普通民警，这是江岸公安分局最偏僻的一个单位。派出所离学校远，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只要有同学来汉，我们都会约在一起去看望队长。

    到了地方，队长依旧坚持了他勤恳务实的军人作风。转业第三年就因工作突出荣立二等功，他的事迹还在区里作巡回报告。这些，我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听说的，他自己从不谈起，但他对自己带的这些学员取得的成绩却是津津乐道，很是骄傲。如今，他带的最后一批学员也已经成长起来，就说我们班吧，一共12个同学，有4个担任了空军雷达部队的主官，1个在世界屋脊“甘巴拉雷达站”任站长，还有2个是所在部队的常委，我自己则在留校工作了12年后转业当了一名公务员。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再次想起毕业时队长对我们讲的掏心窝话，“你们马上就要带兵，就要当领导了，管理上要有人性化，但绝对不能丧失原则；教育培养士兵，你的出发点一定要正，否则没有人会尊重你！心底无私，天地才宽！”

    从认识队长的那一天起，无论他是我的队长，还是一名普通的警察，在这22年里，只要说到党，说到党员，我就会想起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一言一行润物细无声地感染身边人的一名普通老党员。（文德洪）